我了。”说完我就挂了电话。
电话又响起，我没有接，按下了关机键。
站起身，我向广场外走去。
眼前的一切都变得水溶溶的，水溶溶的月亮，水溶溶的街灯，水溶溶的草坪。
东霖再不会找到我，他除了我的手机号，别的，他一概不清楚。
他想到过有要找我的一天吗？
也许，以前的他从没想到过，所以，他才从来不关心。
那个四月
早上七点，我出发去机场。
临出门前，我对着手机在犹豫。到底要不要开机？从昨天晚上挂掉东霖电话那时起，它就一直处于关机状态。
这个电话，打的最多的会是谁？那一定是想找我的人和想对我倾述心事的人。现在，这两个人就是东霖和莎莎。
他们的电话，我都不想接。
我不想和东霖拖泥带水，除非他爱我，否则只能徒增伤心；我也不想做莎莎的恋爱顾问，那对我无疑是折磨；我退让，是因为我知道东霖爱的是她，但我还没有坚强到可以忍受倾听她和东霖的故事而不受伤害的地步。我仅是个凡人而已。
而不接电话的最好办法，就是没有电话。
还有，带了电话的我，或许会止不住的渴望听见东霖的声音，要想抵御这种心魔，最好的办法，也是没有电话。
就像谢丰说的，我是在逃跑。既然是逃跑，那就让我消失在他们的视线里好了。或许等我回来的时候，一切都已回归了原位，一切也都明朗了。
我把手机留在了家里，让自己做了一回不被现代通讯羁绊的自由人。
其实不是很久之前，没有无线电话的人们活的也很正常，甚至更富于幻想。因为听不见对方的声音，于是，必须在心里描绘，这份浪漫与期待，又岂是当下享受现代文明的人所能体会的？
这样随时随地让人无所遁形的电话，或许是当代人的桎梏。
在空中飞行了一个多小时以后，我站在了上海的蓝天下。
晴朗的的天空，几片雪白的云，初冬的暖阳，仿佛儿时母亲的手，它轻轻地抚着我，那么的暖，让我忍不住的思念起她。
可她离我那样的遥远。我已经四年没有见过母亲，只能在电话里听到她的声音。即使今天的我，也是个母亲，可在她的面前，我永远是那个让她放不下心的令她操心的女儿。
一走出机场的甬道，接机的人群中，我就看见了表姐欣兰和早早。
表姐还是温婉风韵，早早站在她脚边，他在不安地扭动，表姐紧紧地牵着他。
表姐也看见了我，她弯下腰，手指向我，对着早早说着话。
早早顺着她指的方向看过来，我看见他脸上露出了稚气的笑容，然后，他向着我跑了过来。
我丢开行李，蹲下身子，接住了他。
他搂住我脖子，稚嫩的童声脆生生的叫着我：“小姨。”
我瞬间眼里都是热泪，紧紧地抱住他：“早早想小姨了没有？”
“想！小姨吹牛皮大王的故事还没给我讲完，早早还想听。”
我含住泪水：“好，小姨这次给你讲完。来，亲一下小姨。”
他嘟起嘴，在我脸上亲了一口。
早早现在是表姐的孩子，他叫表姐妈妈，叫我小姨。
我不想抛弃自己的孩子，只是那时候的我没有能力好好的养育他。
他出生将近两个月了，却还在医院的新生儿病房里。十几种新生儿疾病，他全都得了个遍。医院不断地给我发催款单，有两次谢丰看见了，他不声不响的替我去交了。可是还在不停地催，我已经拖了很多天。那天护士长终于对我说，孩子可以出院了，只要你把款结清，就可以抱走了。
我在医院的走廊里坐了一夜。
那时已是四月，街上杨树的叶子碧绿的长满了全身，风一吹，它们就唆唆的作响。天气也开始转暖，但是晚上寒气还是很重。医院的走廊里，有无声的穿堂风，它们吹了我一夜，我全身上下却是滚烫的。
黎明的时候，我头重脚轻的走出医院，进了街边视线里的第一个公用电话亭。
我拨东霖的电话，一遍又一遍，明知拨不通，但却幻想着也许下一次就拨通了。太阳升了起来，刺着我的眼眸，我满眼闪烁的金光。面前电话上的阿拉伯数字模糊了起来，它们似乎在跳着舞。
最后我拨了远方母亲的电话。
母亲叫我：“小玉，妈妈怎么一直打不通你的电话？”
我哭了出来：“妈，你来帮我一下。”
母亲第二天就赶到了，从来不舍得乘飞机的她第一次坐了飞机。
我在医院门口等到了她，她匆匆从出租车上下来，看见我，眼眶蓦地就红了：“你怎么廋成这个样子？”然后就摸我的手，吃惊的说，“你在发烧。”
我没空理会自己是不是真的在生病，只想把孩子早点抱离医院，我要紧问她：“妈，你钱带来了吗？”
母亲回答我：“先带我去看孩子。”
站在新生儿病房里，母亲流下了眼泪：“这么一点点小，你一个人，今后怎么养活他？”
我说：“可以的，妈，我一定会把他养大的。”
母亲望着我流眼泪：“妈妈先带你去打吊针，把烧退了，再来接孩子。”
我听了母亲的话，因为我的头真的很痛。
我高烧接近40度，已经烧了整整两天。在临时病房里，我打着吊针安心的闭上了眼睛，因为母亲来了，她就在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