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国资本能在世界范围内攻城略地，其他的不好说，但他们的公关能力绝对是一流的。
尤其以国际四大粮商来说，他们的业务范围是全球性的，面临的公关难度也是全球性的。
南美罢耕的农民需要安抚；非洲极品的政权需要收买；欧盟严控的农产品进口配额需要游说……
天下乌鸦一般黑。无论在哪个国家，经商终究是不能脱开政府的，后者毕竟掌握着社会资源的分配权，在能够决定企业命运的同时，其实也愿意听取企业的意见。
只是，企业在提出意见的时候，需要使用“巧妙”的方式与“合理”的渠道：该满足胃口的就满足其胃口，该游说的就出动游说团，该跪下的就跪下——岛国人在这方面就非常强，只要你能给大订单，跪下哀求一点问题都没有。
而在国内，面对着嘉谷等实力派拒不合作的局面，外资集团首先做的，不是强势打压，而是先谋求扭转公众印象。
在国内声讨浪潮中，美方派出了由代表美国大豆利益的相关机构及其总裁、会长等重量级的人物组成的代表团，前来中国“拜会”。
美方代表团到达中国后，主动约见了国内的几大主流媒体。他们准备了详细的有关美国大豆的生产、质量及贸易的资料，表示“美国大豆农户承诺通过提供高品质和有价格竞争力的美国大豆来保证中国用户获得成功。”
咋一看，最初的媒体见面会似乎更像是美国推销其大豆的“推介会”。
但对于国内媒体而言，显然不满足于被动的接受对方“推介”。
更何况，对于探寻中美大豆贸易摩擦背后的真实原因、解开中方为何高价购买美国大豆、美国农业部到底有无人为“操纵嫌疑”等迷雾，这是一个难得的不容错过的机会。
“近两年来，中方一直是中美大豆贸易中的受害者，很多人说我们甚至是美方人为因素导致的受害者。美方了解我们因此而产生的情绪吗？”媒体见面会上，国内记者就不留情面地质疑问道。
对方并未感觉意外。
美豆协会会长伯尼回答说：“去年在我对中国的某次访问中，曾就此话题与贵国土畜进出口商会进行过交流。当时我详细向对方介绍了大豆的价格形成机制以及风险管理对冲方式，并谈到如何让用户了解市场，教会用户如何使用市场。无论是什么样的情绪或什么样的感觉，主要原因还是宣传、教育的问题。”
他所说的宣传和教育，就是国人经常讲的投资者教育。
具体来说，就是告诉国内用户如何参与大豆国际贸易，但是掌握与否，那就要看你们的能力了。
而很显然，以结果来看，中方并没有掌握相关市场运作规则。
他进一步回应说，去年的高价格是一个典型的市场供求案例，上涨是因为中方需求增加，后来下跌是因为供给方面发生了骤变：与原来预测不同的是，美国大豆迎来了一个难得的大丰收，直接导致了国际大豆价格的狂跌，正是这一跌最终造成了中方大豆危机的爆发。
随即他又详细介绍了美国农业部相关数据的预测和公布流程，总之就是绝对保证了公正、客观和透明。
但他同时承认，“数据预测往往是不正确的，预测也从来不可能做到完美无缺。”
“对于中国企业和进口商而言，美国大豆协会只是个桥梁。如果希望得到最全面的信息，最好的方式还是直接进入美国市场中，包括现货市场和芝加哥期货市场，就像岛国、南韩和许多其他地方的企业那样。”
他最后建议道，“而一旦直接进入美国市场，中方的进口商就会对美国的市场、美国的系统、美国信息的可靠性等有更深刻的了解。这些方面做到了，那么关于美国农业部数据准不准等很多疑虑就自然而然消失了。”
这是大实话，但也是大废话。
不过从公关效果来看，美国大豆贸易代表团在国内的媒体见面会，称得上是大获全胜。
原本一场处于被动地位的危机公关，被美国人顺水推舟，变成了一堂鲜活的国际游戏规则“解剖课”。
它揭开了长期萦绕在不少国人心中的一团迷雾——我们缘何成了国际大豆市场上的“冤大头”；同时一定程度上还消除了国人一直迁怒于美国“操纵市场”的怨恨。
至此，国人似乎终于明白了，作为全球大豆需求第一大国，我们之所以不能参与或分享国际定价权，根源在于没有打好自己手中的“需求牌”、“数据牌”。
对于目前正群情激奋、甚至理直气壮要“争夺”国际定价权的国人而言，无异于一盆冷水当头浇下。
很多媒体的注意力就被转移到“我们为何不打自己的数据牌”的话题上，将矛头对准了相关部门；也有不少媒体指责去年国内大豆采购团声势浩大的集体采购为无知和愚昧，因为事实上他们是将采购时间、地点、数量等“商业机密”全部公布与众了……
外资集团的目的达到了，中方的国内舆论被引导到其他地方，虽然还有一些媒体揪着“阴谋论”不放，但最起码不会引起全民声讨了。
无论在哪里，形象纯正，就好做生意；形象坏，生意就难做。
深谙这个道理的国际粮商在扭转形象后，就可以从容下手了——最早进入国内的嘉吉，甚至是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就展开了对华贸易，在国内的政府公关能力可是相当不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