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蜀吴三国争雄，苦心孤诣地经营着各自的产业，艰苦奋斗了半个世纪之后，最终以曹魏的陈留王、刘蜀的安乐公和孙吴的归命侯惨淡收场，天下十九州尽落司马氏之手。
司马家族兴于魏武帝，成于魏元帝。起初宣皇帝司马懿被曹操强行征召入宫，然后一步步走上了屠戮三国的道路，虽然他没能见证三国的覆灭，但是他一手挖掘了三国的坟墓。嘲讽的是，曹操逼迫司马懿入宫，而五十八年后，曹操的孙子曹奂被司马懿的孙子司马炎客气地赶出宫，孟德先生若是泉下有知，估计能再死一回了。
和以往的朝代一样，晋武帝司马炎登基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和智囊们探讨前朝也就是曹魏失败的原因，最终得到的主要结论是皇族势力太弱，一旦出现变故，根本无从照应，皇帝真的只是个孤家寡人而已。有鉴于此，司马炎下令大肆分封皇族，堂叔伯兄弟有十七人都被封为亲王，且都担任政府要员，掌握实权，在自己封国内还享有独立的人事任免权。
所谓过犹不及，在这么个形似铁桶江山的环境里，外姓想要颠覆政权的情况确实不易发生，但窝里斗的危害实际比外部威胁更加恐怖，各亲王互相不服，碰巧司马炎之后的晋惠帝司马衷智商堪忧，完全不能掌控全局，于是在皇后娘娘的刺激下，少数吃了熊心豹子胆的王爷便铤而走险决意过一把天下至尊的瘾，但要夺权自然不是凭借吼两声就能实现的，杀戮在所难免，上到皇族，下到百姓，遍地血腥——八王之乱的出现彻底动摇了帝国的根基。
对权力的渴望是多数人内心深处最原始的**，一旦发现机会便破土而生，而且注定一发不可收拾，汉人如此，各少数民族也不例外，鉴于当时的中国尚未出现少数民族的说法，异族统治逐渐走上历史舞台。当时的异族中，有五个对中国的影响尤其深远，分别是匈奴、羯、鲜卑、氐、羌，五胡乱华是中国历史上首次出现汉人被异族追着打以致苟且偏安的局面。
五胡肆乱之际，晋王朝已不堪重负，内忧外患同时达到**，最终孕育出一个新的时期——南北朝。
南朝仍旧是汉人政权，而北朝则成了胡人的舞台剧，你方唱罢我登场，唯一不变的是每天都在重复着杀人杀人杀人。当然汉人也没闲着，窝里斗真是几千年来永恒的主题，自宋武帝刘裕取代晋王朝而成立新的政权，内斗更加让人触目惊心、闻之色变。
面对着残败的神州大地，刘裕自然也会思考这一切出现的原因，他与智囊们讨论的成果是：归根结蒂，皇族不应该分封，更不应全都委以重任。于是，刘姓家族并没有因为出了个皇帝而都鸡犬升天，依旧过得很平淡。
但是，权力的诱惑实在没有几人能够抵挡，即便没了叔伯堂兄弟们捣乱，亲兄弟之间竟也杀得不亦乐乎，宫廷流血事件越演越烈，情节越发严重，lún_lǐ纲常不复存在，所有人几乎都只有一个念头——顺我者昌，逆我者亡。
刘宋以及后来的萧齐、萧梁、陈，原本凭借长江天险，虽不能统一全国，但尚能维系一域的和平繁荣，可惜最终都为内乱所祸，加之北方政权出现强势的首脑，依靠一批能臣良将终于平定全国，虽然统一的时间并不长，总算为中国历史上最恐怖的大分裂划上了句号。
但从之前和之后的历史来看，其实类似的场景在神州大地上一直层出不穷，或许残酷的程度有所差异，但对人民造成的伤害是一样的。
追本溯源，产生这么多悲剧的原因无非是普通民众为了生存或为了生活。
有些人本是与世无争，但当外界环境危及到自身生存的时候，求生的本能会促使他们用尽一切能想象得到的手段去改变环境争取生存的条件，这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危及到其他人的生存，在寻不到二者之间平衡的情况下，武力成了唯一的解决办法，流血在所难免。
有些人生存无忧，但为了追求理想中的更加完美的生活，追求**和精神的享受，于是疯狂地搜寻各式各样的工具和办法来使自己的处境与头脑中的影像相匹配，这中途势必危害到更多其他人的生存，也会迎来更加激烈的冲突。
春秋战国时代的儒学家们喜欢讨论人性，有的认为人性本善，有的认为人性本恶，虽然这都是为了迎和统治阶级才出现的，但从侧面也反映出人们对于本心的探索。
实际上人心是什么样的呢，作为高等生物的我们为何仍会像低级的野兽一样动不动就报之以血以肉呢？
与其说坏人都是长大后被周围环境玷污的，不如说人自出生便带来了各样邪恶的因子，只是在后来成长环境里没有得到有效遏制终于酿成祸患。
由此对于文明社会和野蛮社会的定义也更清晰明了，文明社会就是指那种可以有效约束罪恶的社会，野蛮社会则是纵容各种罪恶的社会。
弘扬真善美和遏止假恶丑，究竟哪个更重要呢？显然属于后者！
有人认为弘扬了真善美自然就没有假恶丑了，实则恰恰相反，只有没了假恶丑，才会有真善美的用武之地，单纯两方竞争，假恶丑完爆真善美。因为人心最深处总是更倾向于邪恶而非正义，一旦发现机会，各样罪恶注定如雨后的苔藓般疯长。
当假恶丑被成功地抑制，久而久之，真善美融入到日常习惯之中，大家不会因为某些人做了好事而感到惊奇，社会自然和谐。